但三个星期的海上颠簸早就把他的体能消耗殆尽了。
预赛。
起跑。
他拼尽全力。
但身体跟不上了。
腿像灌了铅。
肺像着了火。
被淘汰了。
早早地。
毫无悬念地。
光幕没有给出成绩。
因为成绩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他去了。
一个人。
代表四万万人。
去了。
光幕给了比赛结束后的一个画面。
西方的报纸。
大标题。
光幕翻译了标题。
【“华夏：一个人的参赛。”】
旁边配了一幅漫画。
一个瘦弱的、拖着长辫子的华夏人（虽然那个年代已经没有辫子了，但西方漫画家不在乎），扛着一面破旗，孤零零地站在体育场中央。
旁边写着两个字。
光幕放大了。
【东亚病夫。】
这四个字在天穹上停了很久。
很久很久。
太行山。
院子里的空气像凝成了固体。
没有人说话。
李云龙的拳头攥得指关节发白。
“东亚病夫”这四个字他不是第一次听到。
鬼子叫过。
洋人叫过。
但每一次听到，还是像一把刀扎在心上。
四万万人的国家。
只派得出一个运动员。
那个运动员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。
到了赛场已经精疲力尽。
然后被淘汰。
然后被嘲笑。
东亚病夫。
这四个字不是在骂那个运动员。
是在骂四万万华夏人。
是在说华夏人从根子上就是弱的、病的、不行的。
赵刚摘下了眼镜。
没有擦。
只是攥在手里。
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不是冷的。
是被那四个字扎的。
他是读书人。
他比任何人都懂“东亚病夫”这四个字的分量。
这不只是一个侮辱。
这是一个标签。
一个被贴在整个民族额头上的标签。
从鸦片战争到1932年。
将近一百年。
这个标签一直贴着。
撕不掉。
因为你确实穷。确实弱。确实派不出一支完整的队伍。
你拿什么反驳？
你反驳不了。
你只能咽下去。
咽下那四个字。
咽下所有的屈辱。
然后等。
等有一天能把这个标签撕碎。
村口。
老农不识字。
但年轻人把“东亚病夫”四个字给他解释了。
“就是说咱们华夏人身体弱。是病秧子。连体育比赛都打不了。”
老农沉默了。
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“不是身体弱。”
“是饭都吃不饱。”
“饭都吃不饱的人，你让他跑步？”
“能跑起来就不错了。”
“还嫌跑得慢？”
“先让他吃饱了再说。”
老农的声音里没有愤怒。
只有一种深深的心酸。
“那个娃娃一个人去了花旗国。在船上晃了三个星期。到了就比赛。输了被人笑。”
“可他还是去了。”
“没钱。没人陪。没训练。”
“还是去了。”
“这不是病夫。”
“这是好汉。”
“穷到底了还要去。”
“这是华夏人。”
光幕上，1932年的画面终于暗了下去。
但所有人都知道。
天幕不会就这样结束。
先抑。
必定后扬。
1932年是抑到了极致。
那接下来的“扬”会是什么？
光幕给出了答案。
文字出现。
【七十六年后。】
【同样的赛事。】
【轮到华夏做东道主了。】
画面亮了。
那一瞬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