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李穗满在很多场合被人问起过，你第一次看见省城是什么感觉。他总是笑笑，说忘了。其实他没忘，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——就像一个穿惯了解放鞋的人，忽然站在一座二十层的大楼底下，仰头往上看，帽子都会掉下来。
但那不是他的楼。
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里没有一盏是属于他的。他只是一个站在楼底下仰头看的人，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，口袋里揣着八百块钱，和一颗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的心。
来省城的路说起来也简单。从河湾村坐三轮蹦子到县城汽车站，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，拢共七个钟头。但李穗满总觉得，那七个钟头走完了他前头十九年都没走完的距离。车子开出河湾村的时候，路两边是稻田和玉米地，绿油油的，一眼能望到天边。车子开进省城地界的时候，稻子和玉米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灰扑扑的厂房、摞得老高的立交桥，和密密麻麻像鸽子笼一样的居民楼。
赵大河晕车，吐了两回。第一回吐在车里，被司机骂了一顿，第二回学乖了，趴在车窗上往外吐，风一吹，呕吐物糊了自己半张脸。拿袖子擦了擦，转头跟李穗满说：“我操，这楼真高。”
李穗满没理他。他在算账。
八百块钱，坐车花了十八块，路上买了两碗面花了四块，到了省城先要找地方住下，就算工棚不收钱，头几天吃饭总要自己掏。他要把每一分钱都算清楚，因为他欠的这八百块不是数字，是他娘卖了猪崽、借了王婶、又卖了一次血才凑出来的。
他不知道卖血的事。秦淑兰这辈子都不会让他知道。但他知道八百块意味着什么——意味着家里那头原本可以留到年底卖大价钱的猪没了，意味着母亲冬天得多缝几十件棉袄才能把借王婶的钱还上，意味着妹妹小禾明年的学费还得另想办法。
车到省城长途汽车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。车站乱得像一锅粥，到处都是人和行李，喊叫声、喇叭声、拉客声搅在一起。一个举着“住宿”牌子的人拦住了他们，挤出一脸笑：“小兄弟，住宿不？便宜，一晚五块。”赵大河刚要张嘴，李穗满拽了他一把，绕开那人走了。刘建国跟他们说过，车站门口的便宜旅馆都是坑，住进去就不是五块钱的事了。
刘建国是赵大河的表哥，在省城干了好几年工地，说了来车站接他们。李穗满在出站口的人堆里找了半天，才看见一个矮壮的男人骑在三轮车上抽烟，迷彩服上全是水泥点子，脸被太阳晒得跟脖子不是一个色。
“建国哥！”赵大河挥手。
刘建国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，上下打量了李穗满两眼，目光在他那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，“就你们俩？”
“就我们俩。”
“上车。”
三轮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，李穗满坐在车斗里，手一直按在胸口那个口袋上。省城的街道比县城宽得多，但人也多得多，自行车和公交车挤在一起，铃铛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。路边有卖烤红薯的，有修自行车的，有坐在小马扎上给人擦皮鞋的。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从一栋镶满玻璃的大楼里走出来，皮鞋锃亮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贴着脸——刘建国说那叫大哥大，一个要一万多块。
赵大河眼睛都直了，“一万多？够我家买两头牛了！”
李穗满没吭声。他注意的是另一件事：那栋大楼门口站着个穿制服的保安，看见衣着不整洁的人靠近就会挥手撵人。他自己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袖子上有两块补丁，虽然针脚缝得密密实实，但补丁就是补丁。
三轮车出了闹市区，路两边的高楼渐渐矮了下去，变成了灰扑扑的厂房和拆了一半的旧房子。路也越来越烂，坑坑洼洼的，三轮车颠得像在浪里行船。一股说不清的味道飘过来，像是下水道混着化工原料，又酸又呛。
“这什么味儿？”赵大河捂着鼻子。
“化工厂的味儿，闻习惯就好了。”刘建国头也不回地说，“前面就是工地。”
工地比李穗满想象的大得多。一圈蓝色的铁皮围挡把整片地圈了起来，里面竖着七八栋盖到一半的楼架子，灰扑扑的水泥墙面上密密麻麻地搭着脚手架。塔吊的吊臂在半空中缓缓移动，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着，扬起漫天的灰尘。地上到处是钢筋头子、水泥袋子、碎砖烂瓦，一条被车轮碾得稀烂的泥路通到工地深处。